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结果往往是由总选票中的一小部分是否能正确、合理的利用而左右的，我们也只能看到开始，却永远猜不到结果。
在2000年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一篇关于几年前布什在酒后驾车被捕酒后的适时报道，乔治·W·布什可能就不需要等待35天，也不需要最高法院的宣示就可以直接入主白宫。
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多年来一直声称，在1970足球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英格兰队惨败西德队，这让国民的投票情绪非常低落，以至于在几天后的大选中，他意外地从唐宁街10号被淘汰出局。
我们永远不知道2020年的“十月惊喜”会产生什么影响，即《纽约邮报》报道称，发现了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中包含各种令人尴尬的电子邮件。如果它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必定会在那一场由新冠病毒主导、以混乱为特征的竞选中产生更大影响，衍生出雪崩式的连锁反应。
但报道中有关拜登的儿子倾向于成为下一任总统的指控，一直在向外国人兜售他的高层家庭政治关系，这些都值得深挖。但在外交政策情报中心、媒体和大型科技公司中，政府内外有足够多的有影响力的人都非常担心这会影响结果，于是采取了堪称最伟大的伎俩，让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从纽约舞台上消失。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近，《纽约邮报》在一份关于亨特·拜登日益严重的法律问题的报告中称，之前报道的准确性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泰晤士报》和其他大多数大规模发行的新闻机构一样，在那个报道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日子里，基本上忽略了那个报道，但他们现在表示，已经“验证”了笔记本电脑的内容。这就使得之前无视报道的大多数媒体纷纷进行自我辩护。《华盛顿邮报》坚称，由于出处的不确定性，其最初不接受它的决定是合理的。
通常情况下，当对爆炸性新闻的起源有疑问时，查明真相是新闻机构的职责。他们需要不到17个月的时间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在技术层面得不到科技公司的支持，就会阻止人们了解原始事实。媒体和科技公司串通隐瞒这些潜在的关键信息，不需要任何借口。但他们的行为得到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信件作者组成的委员会的认可，他们迅速采取行动，诋毁了这篇报道。
在一封著名的信函中，50多名前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携带证件实名指控《纽约邮报》兜售一篇“具有俄罗斯信息行动所有经典特征”的报道是有罪的。其主要理由是，这个故事可能对唐纳德·特朗普有所帮助。俄罗斯希望特朗普获胜，这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使用同样的逻辑，你可能会得出结论，俄罗斯可能是为了出人意料的良好经济数据负责，又或者，普京是笼罩着民主党控制城市的犯罪浪潮的幕后黑手。
现在我们可以猜到，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情报机构这么多年来一直存在缺陷。这50多位国际情报员要么完全无法区分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和真实信息，要么在赤裸裸的政治黑客行为中出卖了自己的身份。更进一步来说，各机构的缺乏问责制对美国简直是一种耻辱。任何参与这场反真理阴谋的人都应感到耻辱。
《纽约邮报》上周联系到了这些人，信中没有一位签名者表示遗憾或悔恨。新闻机构的记者和编辑，以及参与镇压的科技公司的员工和高管，一如既往的工作并受到赞誉。
这就是为什么信任会受到如此严重的侵蚀，最终也会对体系本身造成如此严重的侵蚀。在民主国家，真正的问责应该以一种方式发挥作用，那就是投票箱。但是，当我们想要问责的人决定选民可以看到什么信息时，这怎么可能起作用呢？